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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志强我从来都正大光明说我是官二代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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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 作者: 2019-06-09 05:54:42

孩子反复发烧怎么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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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志强不是一个守得住秘密的人。10月底他曾透露“下个月选举的时候可能我就是会长了”,有一种小学生即将戴上“三道杠”的跃跃欲试。他指的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,此前他曾担任过SEE章程委员会主席和监事会主席,“我可能是唯一一个把3个职务都当过的人。”会长是他竞选了3次的职位,前两次都失败了。

假如不是看重这项事业并愿意有更多担当,不大可能3次竞选会长。

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中国首家以企业家群体为主的环保公益机构,任志强是发起人之一。这个在38军当过参谋的地产商,几乎在任何公共平台都会带去隆隆炮声,但是,无论是为行业代言还是向政府政策发难,似乎都是不得不为,而非其志趣所在。

某种意义上,绕开被媒体放大的那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“炮火”,才可能更好地认知任志强,渐渐理解这个心忧者之所求。

压抑了30年的“官二代”

后来成为了“任大炮”的那个干部子弟,真的与炮火有着不解之缘。任志强出生在辽宁丹东,恰逢朝鲜战争时期,伴随成长的不是玩具、摇篮曲,而是飞机投弹和隆隆炮声带给大地的震颤。嚎哭也没有意义,得到亲人爱抚的机会注定少得可怜——父母忙于战备物资供应等工作,不仅很少在家,还经常跑到外地,这状态贯穿了任志强的成长史。

“我们没有机会天天跟着父母,礼拜六、礼拜天放学也回不了家,你必须独立去面对社会。未成年我们就去创业了,没有生活来源,没有说父母每个月给你多少钱养着你,没有。”他对我们说起这些,不带太多感情色彩。

文化大革命期间,任志强的父母被关进牛棚,单位每个月只给20块钱(工资的剩余部分都被扣掉了),对于家中的兄妹4个而言,这是全部生活费。做饭、洗衣服、缝被子都是自己干。到农村插队,在那种远比城市凄惨得多的环境里,按如今眼光看来乳臭未干的毛头孩子,已经完全按照一个壮年劳力使唤了。

在著名的38军当兵期间,年轻的任志强开始显露争强好胜的本性。一次,战友们和老乡聚在一起抽烟,找不着火柴。任志强居然用手从土炉子里取出一块暗红色的炭,挨个儿给大家点烟。炭在他手里烧得嘶啦啦响,发出烧焦的肉皮味儿。大家全都愣住了,任志强带着一丝得意之色催促“赶快点”。

任志强觉得自己作为军人不会有太大出息,很决绝地回到地方,不是转业,办的是复员,不久就开始了“个体户”风格的艰难创业。那是他第一次背离了父亲的意愿,但本质而言,这种违逆有着来自父亲的深深印痕——既然在军队无法像父亲那么优秀,他必须找到另一条超越的道路。

一条在中国改革浪潮中游泳的“小鱼”——这是任志强对自己创业史的概括,最初起步,他只是一家青年服务社的“临时工”,是个卖兔皮的。

在任志强的记忆中,30岁之前几乎从没在父亲面前抬起过头,总觉得面对的是一座高山,有温暖,也有威严。“他们太优秀,”任志强解释当年的压抑,“他们30岁的时候可能已经当很大的官了,而我们那时还没有混出个名堂来。他们可能在十几岁就已经拿起枪去打日本了,而我们呢?”

上有很多对任志强家庭背景的议论,他理直气壮:“我们从来很正大光明地说就是‘官二代’,没什么可回避的。现在的‘官二代’,(家长)没有经过战争年代,他们可能很腐败,但我们的父辈在战争年代中没所求,不知道未来的社会是什么样,没有人为了当官,为了以后能挣多少钱才去参加革命。而且90年代之前都是供给制,拿什么去贪污?过去的官员没怎么腐败,‘官二代’不是什么可耻的东西。”

不过,出身于高干家庭,加之浸淫在“北京的水比海深”的特殊政商环境,或许赋予了任志强更大的格局。如今中国改革的幕后设计师之一刘鹤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等人,在学生时代就进入了任志强的“智库”。任志强在回忆录中自豪地说,虽然这些人现在非常牛,“但最牛的还是我,我给他们发的工资,在1984年就成了万元户。”

作为经过大风浪、甚至蒙冤坐过牢的“一条鱼”,他表现出对改革开放以后成长的一代人的忧虑——富裕的生活条件仍让他们对现状极度不满,“过去的人也对现状不满,但是他们努力把改变现状的任务担在自己的肩上,而现在人是搁在别人肩上,自己只去享受。”

远离特权思想,这是任志强从家庭承接的传统,他也以此影响下一辈。女儿的同学里不乏达官显贵,有攀比的风气,偶尔送女儿上学时,他通常会把车停在离学校很远的地方,然后陪女儿走到校门。

“让隔离前台与后台的大幕千疮百孔”

任志强的坚硬性格,与自幼面对的艰难生活有关。当然,有能力独立生活并不必然意味着有能力独立思考。在革命口号震天响的岁月,真正对“一句顶一万句”的伟大领袖、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伟大深信不疑、陷入迷狂状态的,恰恰是任志强这一代,不久他们痛苦地发现,自己属于被时代高高举起又无情抛弃的那个群体。

最初的懵懂怀疑来自家庭在狂风骇浪中的颠簸。任志强祖籍山东莱州,爷爷只是个农民,仅仅因为农闲时做些小买卖,“土改”时被定性为富农。任志强的父亲是参加过抗战的“老革命”,建国后曾担任商业部副部长,“文革”期间,父亲成了“造反派”的批斗对象,母亲也未能幸免。因为周恩来的亲自过问,任志强的父母躲过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与折磨,而他的同学,有的则遭遇父母被活活打死的噩梦。

到了后来,林彪事件是一记棒喝,“四人帮”倒台又是一记。对于任志强这代人而言,更深刻、更痛苦的反思,来自他们的切肤之痛。突然之间革命小将就失宠了,突然之间都不能上学、没书可读了,突然之间就被赶到贫下中农当中去了,而农村的落后,让这些物质生活本已贫瘠的城市青年感到触目惊心……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“被欺骗的感觉”。

任志强2011年从华远集团的位子退下来,已经不再是西城区国资委管辖下的一个低级别干部了,他觉得自己有了更大空间,可以说一些以前不方便说的话。他们那一代知青,很多也到了这个人生阶段。“你会看到近期越来越多关于插队、‘文革’、口述史、回忆录的东西开始出现……在‘文革’的时候开始敏感,就是这一代人的共同特点,然后开始寻找,开始独立思考,开始努力学习,开始读书。”

怀疑曾经痴迷相信的东西,意味着巨大的痛苦,但荒诞、残酷的现实早已打碎了一切幻想的可能。“年轻人没有这个思想变化的过程,他们生下来就改革开放了,没有文化大革命,没有毛泽东,没有林彪事件,没有‘四人帮’事件,这不一样。”

“我写书就是要告诉大家,我们真实的想法是什么,教育后面一代人,不要以为他们想的东西都是正确的。为什么很多人60岁以后开始想这些,就是因为我们不再承担那些可能因为我们个人而影响企业的问题了,比如孔丹、秦晓,以后这种回忆录会越来越多,包括记录敏感时期的。”这一代人的感受不那么容易被理解,但真的不该被遗忘。如果只是在一本叫作《野心优雅》的书里侃侃房价,或讲讲个人八卦,任志强没兴趣。

任志强觉得,现在年轻一代宣称的压力、悲催、纠结,都太小儿科了。他甚至看上去有点急切,希望下一代早早独立,既包括独立应付生活的能力,也包括独立思考的能力。

他在参与一套丛书,叫《课本上没有的历史》,由现在的中学生写他们的父母,或者祖父母。“(写)右派、地主、工农兵、‘文革’这些,让年轻人知道历史书和课本没有表达的内容,还在继续出,将近一百位中学生的文章。”

“让隔离前台与后台的大幕千疮百孔”,让真相与常识回到人们心中,这是任志强的想法,一门“大炮”的目标。

对于这个接近退休状态的回忆录作者来说,有些事情现在可以说了,但也无法毫无保留,得顾及所涉人员的感受,不要以为他真的口无遮拦。提及他所拿捏的尺度,他淡淡地来了一句:“我只要问心无愧就够了。”

在为回忆录选择出版社的时候,任志强的要求是不要删太多内容,最后朋友推荐了号称一个字也不删的一家,结果还是删除了上万字。问及所删内容,他不愿提,显然,这事儿让他很郁闷。

任志强以非常快的速度写出三十多万字,那是四五十年的唏嘘、辗转、思辨、求索的结果,又远远不是全部。

(财经责编:丁俊龙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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